在西方美学史的长河中，语言与艺术、审美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一个核心议题。但丁·阿利吉耶里的《论俗语》（De vulgari eloquentia）虽是一部未完成的语言学论著，却为我们理解中世纪晚期至文艺复兴初期美学思想的转折提供了关键视角。它不仅是关于语言纯洁性与表现力的辩论，更深刻地触及了美学的本质：何为美的表达，以及表达何以成为美。

《论俗语》写作于14世纪初，其历史语境正处于拉丁文作为学术、宗教与官方唯一权威语言，与欧洲各地蓬勃发展的民间方言（俗语）激烈碰撞的时期。但丁的核心论点是，一种经过提炼、升华的意大利俗语，能够且应当成为文学与崇高表达的工具，与拉丁文分庭抗礼。这一主张本身，就蕴含了革命性的美学判断：美的创造不再被古典语言的“神圣性”所垄断，而是可以根植于活生生的、人民的语言之中。这标志着美学载体从“神圣”向“人间”的潜在转移，为后来文艺复兴时期艺术与文学的世俗化与人性化埋下了伏笔。

从美学史的角度审视，《论俗语》至少贡献了三个层次的思考：

第一，确立了“光辉的俗语”作为审美理想。但丁并非鼓吹直接使用粗糙的市井方言，他提出要筛选、融合意大利各地方言的精华，创造一种“光辉的、中枢的、宫廷的、法庭的俗语”。这种语言因其“光辉”（illustre）而具有高贵与普适的美感。这本质上是一种美学提炼过程，类似于艺术家从自然中提取典型与理想形式。它体现了中世纪经院美学中“光”（lumen）的隐喻与新兴人文主义对完美形式的追求的结合。

第二，将语言的表现力与情感深度作为审美标准。但丁详细探讨了何种题材（如战争、爱情、美德）值得用这种崇高的俗语来歌颂。这背后是对语言情感容量与表现强度的考量。他认为，俗语因其直接源于生活，更能贴切、生动地表达人类最深刻的情感与最崇高的主题。这便将审美价值的判断，部分地从抽象的神学理念转向了语言对人性经验的表现力与感染力，预示了后世美学中“情感论”与“表现论”的端倪。

第三，隐含了艺术创造的社会性与共同体维度。但丁设想这种理想俗语属于整个意大利的“宫廷”与“法庭”，即一个理想的文化与政治共同体。美的语言因此具有构建文化认同与社会凝聚的功能。艺术与美不再仅仅是个人修为或神学象征，而是与一个民族的文明成就和集体身份紧密相连。这一观点在赫尔德、黑格尔等人的民族美学思想中得到了遥远的回响。

在更宏大的西方美学史脉络中，《论俗语》处于一个关键节点。它上承古希腊罗马修辞学对语言力量的重视（如西塞罗），以及中世纪奥古斯丁关于符号与美的神学思考；下启文艺复兴时期对 vernacular（本土语言）文学价值的全面肯定（如彼特拉克、薄伽丘的实践），并间接影响了后来浪漫主义对民间语言、民族精神与艺术创作之关系的推崇。

因此，《论俗语》远不止是一部语言学文献。它是美学思想史上的一份宣言，宣告了美的表达媒介的民主化可能，强调了情感真实与形式提炼在审美创造中的统一，并揭示了艺术与特定文化共同体生命经验的深刻联系。研究西方美学史，尤其是中世纪向文艺复兴过渡时期的美学观念变迁，《论俗语》是一份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它让我们看到，关于“美”的讨论，始终与“如何言说美”、“谁有权言说美”以及“言说如何创造共同的美”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